【禮失而求之野】

日本奈良著名的東大寺內的「正倉院」，每宣佈了一年一度的開放日並公佈展品的名目，很受中國文化藝術界人士的重視，不少並專誠赴日本奈良參觀。

奈良的「平城京」是八世紀日本仿唐朝長安城而興建的最早古都，奈良古都遺存至今的「正倉院」，有點像我們北京的「故宮博物院」。不過論規模和藏品，當然無可比擬。只是性質有些相近：現在是一個博物院，原先卻是一座舊皇宮，內中收藏著珍貴的藝術文物，不少乃原宮廷的存世珍品，難得和罕有。日文的「倉」就是「藏」的意思，「正倉」說俗點，就是「好正的藏品」的意思。何以每年「正倉院」的開館和展出藏品，如此受中國文化藝術界人士的垂青，正因為「正倉院」內有很多唐朝時代直接從中國輸入的各種珍貴文物。這些珍貴的文物，不少已在中國失傳。如「五弦琵琶」、魏晉竹林七賢時期流行的樂器「阮咸」、箜篌，唐代書畫和各種貴重的用具等。1000多年前的唐朝珍品，已屬罕見，況有些已在中國失傳，所以每逢開館，就吸引不少人專程去觀賞。這算是「禮失而求之野」吧。

在現實社會和反映了當前日韓社會的影視中，我們不難見到日韓社會一些日常生活的禮儀。譬如：見面和分別時，互相鞠躬；每逢節日，要對長輩行跪拜禮；對比自己年長和職位高的，要講敬語；飯桌上，也要遵守一定的禮儀；戀人談婚論嫁，初見家長，要恭敬地拜跪家長；二十歲舉辦隆重的成人節；學生每年舉辦書法節、珠算節；尤其韓國人談話中，時用上一、二句孔孟和論語警句；—–等等。這種情況，相信在當前二岸三地、以及海外華人社會，已屬難於一見的日常禮儀了。

日韓社會現行的一些傳統禮儀，基本上是從中國唐宋以來，甚至更早時期傳過去的。不可諱言，要講禮儀，講禮貌，似乎要向現在的日本人和韓國人學習了。即使表面的禮儀，是否真心誠意，又是另一回事。最少，這原本源自中國的傳統社會日常禮儀，反過來，我們要「禮失而求之野」了。

日本之演變成具封建體制的古代國家，是「大化革新」的結果。「大化革新」，是一場在政治、經濟和文化上全方位以唐帝國為藍本的革新運動。文化上影響尤其大。唐大帝國對日本之在文化上的影響，下面舉二個方面以見之。

一是律令制：中國唐代，已實行完整和有詳細文書解釋的律（刑法）和令（法例）。唐以前的秦漢已施行律令制，但律和令還未分開。隋唐的律是法的基礎（刑法），並通過令（行政法）予以補足，成為體系的律令體制。於當時世界來說，屬最完整的法律制度。律令體制，明文的刑法制度共十二篇502條，主體以道德的規範去維繫社會的秩序，而輔以法律為手段，是一種融合德、法的法律制度，遠遠超越世界的其他帝國。唐律所及的範圍，由最高的政治到一般社會規範，無不法令上作出了明文的規定，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。

隋唐律令成為東亞各國法典基礎，影響日本尤大，對日本的歷史影響至深。至今，日本學術界特別重視「唐律」的研究。跟唐律之傳入日本，歷史文化上的重要。並視「大化革新」之取鏡「唐律」，是日本立國，自始成為一個「律令社會」的根源。

中國傳統政治和社會，幾千年來都強調「禮法」。「禮」，是禮教，是道德層面上的教化、教養、禮儀、—-等等。「法」，是法律、法規、法令、刑罰—等等。日本受唐律的影響實行的也是一種「禮法」兼備的制度。採用了「唐律」，才造就了日本日後的國家體制，有了禮法，也促成日本邁向一個文明社會的可能。難能可貴的，一些傳統禮法在日本承傳至今。

另外受唐代文化影響的是朝鮮半島。韓國受來自中國的文化影響，比之日本更早，更全面。大概在公元前二世紀時期。在公元一世紀到四世紀，當時朝鮮半島分高句麗、百濟和新羅三國，是朝鮮半島的「三國時代」。漢文化持續對朝鮮半島有密切的影響。中國東晉的時候，百濟國己經以《論語》和《孝經》為必修課本，並以「孝悌忠信」作為建立秩序的倫理思想。朝鮮三國受漢文化影響最晚的是新羅國。新羅於半島東面，勢力最少，也最落後。但自隋唐開始，由於新羅實行與隋唐友好的政策，與唐朝來往密切，因而通過不同的途徑，吸收和融合了自己原有文化，建立起成一套完備的國家和社會禮法制度，而成為一個文化昌明的國家。新羅又確立了儒學立國的文化優越地位，而得以日漸逐漸強盛。最後戰勝了原本比它強大的百濟和高句麗，完成統一朝鮮半島三國。

經過唐代文化禮教的影響的新羅，面貌為之一新。歷史上新羅曾譽為「襲聖賢之風化（風化指教化），革鴻荒之俗（俗指風俗），為禮儀之邦」、「君子之鄉」。開始從事文化風俗改造的時候，新羅創辦了「花郎道」的青年機構，推動青年人的教育，要「崇尚信義，篤好儒術。禮讓成俗，柔謹為風」。經過諸如此類的禮教的推動，新羅由朝鮮半島一個偏遠、落後、面積細少的國家，一舉而成為朝鮮半島最先進的國家，且成為後來朝鮮半島統一國家的核心。

隋唐盛世的文化與物質文明對周邊國家和地區的影響，是全面的。這裡無法一一介紹，只就社會風俗禮節方面說說。

總的來說，唐代是一個開朗奮發、文明禮貌而活潑開放的社會。國際色彩濃厚，民族和睦。有唐一代，社會重視「人格主義」的教養。

日韓全面地移植唐代文化，不僅在政治、法律，也汲收唐之重視社會文明和個人的教養。

隋唐是中國古代節日及歲時文化集大成的時代。積極推動拜祭和歲時文化，是基於對天地神靈的敬畏，對大自然所賜的感恩；同時對民眾繁忙和勞碌工作的調節，以期為民眾帶來生活的歡樂，人與人之間，人與社會之間的和諧，對明天更美好生活的期盼。重要的節日如：「慎思追遠」的清明和重陽節；「敬頌賢人」的寒食節和端午節；「歲時季節」，正月十五的上元節﹝元宵節﹞、二月底的寒食節、春分、中秋、重陽、冬至等，另-千秋節是賀壽節。歐州採用的是太陽曆，伊斯蘭國家是太陰曆，而中國是陰陽曆配合。唐代節日都放假。如元日和冬至七天假；寒食和清明四天假；中秋，夏至、臘八三天假；其他至少一天假。假期不比現在少。活動也很豐富，拜年、聚集飲屠蘇酒、祓褉、划龍舟、拜七巧、登高等待等。唐代創設和流行的歲時文化表現了濃烈的禮文化，且廣泛地傳播到東亞各國各地。

【祭日有如近代流行西方宗教性意義的聖誕、復活節；加上商業上的設計，而流行的母親節、父親節和情人節等。】

日本和韓國從中國唐代幾乎接受了所有節日文化，也承受了節假的的禮節和活動。甚至規範和禮儀嚴格，精通音樂舞蹈的藝伎也承傳自唐代「教坊」「梨園」。唐代《女誡》、《女則》、《女論語》、《女孝經》女姓的禮節、禮儀和道德修養的禮教，在日本也興盛。

直到今日，日韓社會仍大部份保留中國傳統的節日。不同的是，日本自「明治維新」後，來自中國的傳統節日用的是新曆。韓國朝鮮仍沿用舊曆。中國周邊國家，在軍事、政治、經濟等方面都受過漢唐以明宋明的影響，這些方面的影響，幾百年後會就會過去，留下的痕跡也很少。但在文化思想上，社會禮儀上，影響卻是持續的。由此可見二千年過去，文化的影響，仍然有其生命力。這正證明宋名臣和史學家司馬光在《資治通鑒》一段歷史分析：「「教化﹝教育和文化﹞，國家之急務也，而俗吏(平庸）慢之（輕視）；風俗（良風美俗），天下之大事也，而庸君（平庸執政者）忽之（輕略）。夫惟明智君子，深識長慮，然後知其為益之大而收功之遠也。」